2012/10/15

《仁愛路犁田》吳晟老師推薦序〈從一種生活方式到對抗生活的方式〉

【聯合報╱吳晟】

從鴻鴻每個階段的詩作中,發現某種微妙的風格轉變,即「來自文字、音韻牽引出的朦朧美感,一種抒情氛圍」的詩作漸少,關注社會,「表達意見」的詩作,明顯增多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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鴻鴻無疑是早慧而才華洋溢的文藝青少年,若以現在流行的詞語稱呼,應該叫「文青」吧。

早慧的文青不必然個個日後都有所成,就像馬拉松賽跑,每個時代起跑點總是競賽選手眾多,看起來頗有潛力、身手不凡的佼佼者也不少,然則大多數為了各種因素而悄悄脫隊。

鴻鴻是80年代起跑,越跑越起勁、越跑越展現無比衝力的少數、重要的創作者。

2012年5月,鴻鴻出版《阿瓜日記》,副題是「80年代文青記事」,記述「那個混亂、輝煌、熱烈、怪誕、崩解、充滿夢想,也充滿謊言的時代」。阿瓜,當然是鴻鴻的自稱,自嘲有些傻呆的意思。

在這冊《阿瓜日記》中,鴻鴻藉由當時的日記,回溯自身從高中畢業、就讀第一屆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系,到第一次結婚的成長階段,個人情愛與藝文活動的經歷。一篇篇充分顯露文青鴻鴻內在的藝術能量十分豐沛,外在的活動力也相當旺盛。正如韓良露在《阿瓜日記》序言中所說,這一則一則日記,不只是80年代文青生活的集體拼圖,也是鴻鴻照見自己與社會的文化鏡面。

而每個人對置身的時代,因各自生活經驗不同,環境背景差異,體會和詮釋也不盡相同。就像同一世代的作家,回顧其「文學現場」,有共相也有各自特殊的機緣。

鴻鴻的80年代,拼出來的圖像,大抵是熱中現代舞蹈、現代詩、現代藝術、前衛電影、實驗劇場等等「進步的」藝術活動。這樣的藝術氛圍和場景,我一則一則翻閱,「窺探」到一些私密的興味,恍惚中,竟然也有些似曾相識的感覺。

鴻鴻的現代詩啟蒙,大體上和出身或「旅居」台北的文藝青年經驗甚多相似,簡言之,接觸到的前行代詩人,不外乎從周夢蝶、鄭愁予、商禽、瘂弦、楊牧,跳到楊澤、羅智成……以及同輩的零雨、夏宇、曾淑美、羅任玲……

然而一樣的出發,不一樣的參差,鴻鴻自有一股敏銳而細膩的潛在性格,發展出繁複多樣,無論是語言、音韻、格調自成一格的詩風。這種詩風或許得自於赫塞、紀德等等外國作家的滋養,尤其是電影、戲劇等領域的作品觀摩,投注其中的訓練,影響顯然更深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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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3年8月,鴻鴻正式出版第一本詩集《黑暗中的音樂》,收錄80年代詩作84首,詩人瘂弦鄭重寫了一篇四千多字的序〈詩是一種生活方式〉,對鴻鴻的詩藝,從語言、形式到內在特質,都有很精闢的解析。

瘂弦的序,開頭即說,「我在鴻鴻的作品裡,聞到一種自由和快樂的氣息,這種氣息純潔而新鮮,是我在前代詩人作品中不曾感覺到的。」為什麼到了鴻鴻才聞到這種自由和快樂的氣息?又是怎樣的氣息?瘂弦有一番論述,接著再下一個結論:「快樂而自由的鴻鴻,還有一些在他的詩裡頻頻出現的朋友,他們再也不要迷信使命感。」

瘂弦觀察到鴻鴻以及80年代出現的青年詩人,不需背負前行代詩人那些沉重的包袱,「根據自己的感覺走向生活」;更輕鬆快意的向前行,出現了一種自然、不刻意求新求工的心情下所產生的東西。

「自由」,確實一直是鴻鴻詩創作的特質,不只是指表現手法上的自由,或是純粹口語化的詩句語言,而是面對生活的真性情,一種創作態度。至於「快樂」,則未必,若說是自由延伸而來的率性,也許更恰當。

鴻鴻出身戲劇系,投注最多心力的藝術,應當是電影、戲劇的製作,但詩創作仍源源不絕,未曾間斷。

我從鴻鴻每個階段的詩作中,發現某種微妙的風格轉變,即「來自文字、音韻牽引出的朦朧美感,一種抒情氛圍」的詩作漸少,關注社會,直接針對某些社會議題、事件或現象,「表達意見」的詩作,明顯增多。語言風味一面延續「高克多式的幽默、冷峭、敏感、故作正經、假裝沒事人、好心眼的使壞,以及一點點狡猾」的筆調之外,譏諷、嘲弄,乃至於直率的憤怒語氣,越來越鮮明。

鴻鴻不必然「迷信」使命感,卻有一股忍抑不住的正義之氣,特別是對弱小國家、弱勢民族、橫遭國際強權侵略、壓迫、欺凌的處境,再也不能無動於衷,發而為詩予以撻伐。

其實鴻鴻的轉變,有很清楚的脈絡可尋。早在《阿瓜日記》中,就已不時流露敏銳的批判性格,和自我省思的真性情,而不是耽溺在「內在靈魂美學」,無視無感於立足的生存環境。

例如〈在藝工隊的日子〉中,記述「還寫詩參加國軍文藝金像獎。詩寫得言不由衷,只得了佳作,領獎時發現評審裡有之前相當器重他的詩人瘂弦,頓時像說謊被揭穿,感到羞愧不已」。這是很難得的自省能力。

在〈六四與五二○〉這一篇,更明顯看出鴻鴻異於流行的社會洞察力。他記述一場「武貳凌」戲劇演出,「題材是被政府和媒體汙名化的五二○農民運動」。

怎樣的汙名化?我們回頭看看當時的政府怎樣發動所有媒體,媒體又怎樣發動文人作家、記者大力圍剿,舉辦座談會輪番發言,「感慨」農民已不「老實、可愛」,並義正詞嚴譴責走上街頭的農民,是暴力分子。

鴻鴻將1989年發生在北京,而在台北沸沸揚揚「聲援」的天安門事件,和1988年發生在台北,備受「譴責」的五二○農民運動,併為「異曲同工」,「也是一場被政府抹上暴動汙名」的學生民主運動,突顯了「二邊」政府旗鼓相當的統治本質。

2006年詩集《土製炸彈》,附了一篇〈後序:詩是一種對抗生活的方式〉,更剖示他自己從1998年因一個奇妙的機緣,走訪以色列與巴勒斯坦,一時感悟寫了五首〈遠離耶路撒冷〉,對弱勢民族的處境開始愈加留心,從而開展國際社會思維,切入現實關懷的詩風……我反覆閱讀,不止讀到精闢的論述和見識,而且深受直率的熱烈情懷所震撼,感動不已。

事實上,詩的題材無限寬廣,誰有權規定應該寫什麼、不可以寫什麼?就像芸芸眾生追求的生命價值與意義,有很大差異;詩,可以興、觀、群、怨,詩的價值與意義也有多重面向,每個寫詩的人,當然依各自的性情傾向,而有不同的信奉和抉擇,因而才有豐富多樣性的表現。

但是在台灣現代詩的發展史上,關切現實的寫實詩風,不可諱言,往往備受「爭議」,甚至被以「有色」眼光看待。鴻鴻這一篇後序,我認為,不但是他個人詩觀的重要交代,也是具有歷史性、代表性,非常重要的詩的宣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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鴻鴻的詩藝,根源於台北,卻大踏步走出台北,除了對國際社會的關注,也向命運息息相關的台灣島嶼廣大土地,踏出他的足跡。

在剛出版的最新詩集《仁愛路犁田》,其中第一輯「以物易物」的作品,就是他近幾年參與社會運動的理念宣示,尤其是為保護彰化濁水溪出海口北岸大片濕地,免於被龐大的石化怪獸所吞噬而發聲的「濕地的歌詩」系列詩作,被林生祥譜成歌曲,在運動場合傳唱;為反對中科跟農民搶水而寫的〈葡萄牙與塑膠花〉,以及作為詩集名稱的〈仁愛路犁田〉,也被拿來作為運動小冊子的刊頭詩。這些詩篇,我最熟悉,感受特別深。

台北市仁愛路,最高權力行政特區,怎樣犁田?

犁田,台語發音為「擂殘」,形容機車事故時,騎士滑倒之慘狀。犁田又音同「離田」,老農無田可犁,只能離田,來踩台北的馬路。

離開無水可耕的田,來到多雨的台北。正值播種時節,田土原該柔軟濕潤,種瓜得瓜,種豆得豆,種稻得米。而今卻快渴死了。因為懷沙其罪的濁水,已被攔去哺育一座座永不饜足的沉沙池。

鴻鴻在詩集後記〈革命與愛情〉中說:「台灣正處於一個貌似民主的進程當中,行為自主、言論自由,然而強權以『發展』為名,豪奪自然與生民土地身家之惡行,竟無日或絕。」於是他寫詩,不再「反覆雕琢」,「而是一揮而就,然後帶到街頭去檢驗成果」。

同在激烈且情勢緊張對峙的街頭現場,讀到、聽到鴻鴻朗誦:

因為在這座美麗島上 我們有好多/專門搶水的水利會/專門破壞環境的環保署/讓農業萎縮的農委會/專門盜林的林務局/還有始終違反人性的科技園區……

詩的字句也化成社會運動的波瀾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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