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3/2/16

評《仁愛路犁田》-天下 獨立評論特別企劃

楊佳嫻:On the Road─讀鴻鴻詩集《仁愛路犁田》

楊佳嫻(任教於清華大學中文系)
原文連結:http://opinion.cw.com.tw/blog/profile/96/article/135

詩的傳統固然是含蓄,暗示,藕斷絲連中感見深意,遇見時代的癲癇,也有足夠的敏感自我調整,以痛楚應對痛楚,以直截應對傷口。鴻鴻即是最好的例證。鴻鴻近年來通過圖書出版、詩刊編輯、詩歌/電影節策劃、抗爭運動參與等多種途徑,意圖使文學藝術的社會性提到最前面,並且成為有規模的實踐。在路上的時間,和在書桌前一樣多。《仁愛路犁田》一書,即其實踐的成果之一。

比起強調餘韻、咀嚼、留白的詩,社會性的詩以思想意念之傳達為重點,難免說教。啟蒙與異議,無非如此,無可厚非。然而,由於詩此一文體以少代多的特性,傳達意念卻不能全以說明文出之,諷諭如何以新鮮方式展開,精準又讓人驚奇,同樣倚賴技巧,而非拋棄技巧。

比如〈鄉愁四韻:記立法院通過土地徵收修訂條例〉結尾:

我不知道碗中的米從哪裡來
我不知道新聞結束後那些人去了哪裡
我只能走在騎樓底下
讓法律先拿別人充飢
但我知道有什麼在前面等
我聞得到它口中的熱氣

現代社會分工細密,種稻者與都市裡的食用者中間,尚有各種專業(買賣、運輸等)在發揮作用,不知道米從哪裡來,其實是結構造成的距離與冷漠。一種新意義的鄉愁於焉誕生。當然,一個有自覺的行動者,是可以努力縮短這種感知上的距離的──文學的社會性功能,正是希望優良的技巧能夠精確而有說服力地傳達想法,從而喚起這種自覺。而不知道食物的來處,與被媒體擇取再現的世界,彷彿有共通特性──此二者正足以勾勒出我們的遮蔽與被遮蔽。再者,這首詩可以看作是魯迅《狂人日記》闡明的「吃人」隱喻系譜中的一員。暴力有各種實踐形式,尤其在現代社會,往往走的是看似文明、理性的途徑,「吃人」不再是羶腥大嚼,而是緩慢地銷蝕、沉默地掠奪。「我知道有什麼在前面等」,正是鐵屋中焦急的先醒者的呼喊;不過,鴻鴻對於社會的熱切,不是魯迅那樣帶有自嘲與懷疑,他是單純用力地相信,必須讓所有人都看見:原來我們都已被置於刀俎。

又比如這首〈給生者的安魂曲:致地震災民〉開頭:

重點不是我怎麼死的
重點是我有沒有好好活過
重點不是你們怎麼紀念我
而是你們能不能好好活下去

何止死者需要安魂,生者的魂魄在這場同時掀開了多種社會問題的天災中,也同樣如飄拍的靈旛,崩融的土牆。生與死,震動與安定,本是一體二面。詩人倒轉觀點,以死喻生。這首詩結尾說,「重點是活」,在餘震餘生中中尋覓安放心魂的處所。令人想起〈新女性〉中,阮玲玉飾演的韋明的呼喊:「我要活!」也讓人記起已死的顧城曾說過的:「我要的是活,是生命的自由……!」

書名「仁愛路」和「犁田」並置,有種矛盾的樂趣。「仁愛路」乃一權力地景,匯聚經濟與政治的頂層,而「犁田」有騎車摔倒與耕犁之意,在此一高級地段倍顯譏刺。正是〈鄉愁四韻〉中提到的,「我不知道碗中的米從哪裡來」,仁愛路是距離「田」最遠的地方了罷?或甚至是,它和它自身的名字都產生疏離。

看多了呼喊革命的詩人鴻鴻,別忘了他一直都保有的,舞蹈足尖般輕盈、渴望、耍可愛的那一面,就像〈莫斯科的貓〉裡寫的:

假如你不是一隻莫斯科的貓
那是誰在半夜啃咬塑膠袋裡的花生
是誰叼走了桌上的小瓢蟲耳環
是誰打翻窗台的花盆,還躺著裝傻
假如你不是一隻莫斯科的貓,瓦夏
還有誰比莫斯科更讓我牽掛?


是輕盈的部份支撐著沉重的部份,使後者能夠維持作為負擔者的耐力與彈性,儲備明天上路的氣力,需要的不是保力達B,是抒情的休息室。一言以蔽之,即鴻鴻自己概括的:革命與愛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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