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5/6/10

【暴民之歌 序】公民與詩 陳芳明教授

公民與詩

刊登於2015.05.16 聯合副刊 此為書中收錄之完整版

推薦書:鴻鴻《暴民之歌》(黑眼睛文化出版)

1.
  詩人要不要介入社會,或擴大來說,文學創作者需要參與公共事務嗎?這是相當陳舊的問題,卻也是非常新鮮的思考。在傳統的文學思考裡,詩人的位置總是被看得非常高。原因在於詩的形式往往非常精煉,其藝術要求往往得到崇高的評價。凡是歸類於崇高的文學,無論是境界或技藝,似乎要比任何文體還來得乾淨而神聖。戰後的台灣詩史,經過一九六年代現代主義運動的洗禮,慢慢形成一種範式,詩人既要投入現實,也要超越現實。他的身分依違於兩種選擇之間。後現代浪潮襲來之後,過去那種精緻、純粹的語言,逐漸獲得鬆綁,並不必然要在濃縮的意象、抽離的身分之間,進行各種拉扯。口語化之後的台灣詩,接受的挑戰反而更大,一方面企圖擺脫精緻的文字,一方面又要放膽混居於紊亂的社會裡。藝術深度與廣度的拿捏,便構成了新世代詩人最直接的挑戰。

  鴻鴻詩集《暴民之歌》的原稿寄來時,發現這位詩人的身段已有很大改變。身為大學的文學教授,我從來就不是自認具有潔癖的知識分子。在研究、書寫、評論之餘,對於公共事務的關切,我從未退居於學院的象牙塔。這種不純粹的學術態度,可能與我早年的政治運動經驗有密切關係。身為戒嚴時期的受害者,又是威權體制的思想犯,我非常清楚台灣學界的遊戲規則,那種清高而遠離煙火的身段,似乎與我的生命風格截然不同。坐在研究室,面對書窗,即使在最寧靜的深夜,我仍然遙遙聽聞學校圍牆外的噪音。那是一種不平的憤怒,也是一種焦躁的騷動,長久以來未曾衰退過。究其原因,是因為台灣社會存在著一個畸形的政治體制,在那樣的權力支配下,所有的公義與正義總是遭到放逐。不甘被遺棄的清醒心靈,對於這種反常的政治生態,自然而然要發出悲憤的聲音。

  即使不要涉入街頭的群眾運動,打開每天的電視時,無時無刻可以聽到社會底層哀嚎的聲音。學術造詣無論何等高深,都無法避開視而不見。身為人權關懷者,我可以體會整個海島是何等喧囂。在埋首研究之餘,終於還是忍不住參加群眾的遊行。一個人的力量,可能極其渺小。但是集合不同族群、性別、階級的群眾,走過街頭,走過立法院,走過總統府,那種抗議的聲量,可以說排山倒海而來。關在冷氣房裡的總統與立法委員,在聽聞之餘,恐怕也覺得羞慚。讓權力在握者感受到他們與群眾之間的距離,竟然有天涯海角那麼遼闊。這是台灣政治生態的畸形現象,由人民選出的領導者,反而背叛人民,脫離民情,逃避現實。如果你是一個知識分子,寧可保持沉默嗎?如果你是一位詩人,你會不提起憤怒的筆嗎?

  遠在一九九三年,我還擔任民進黨文宣部主任時,擔任時報文學獎的新詩評審。那是我第一次閱讀鴻鴻的作品〈一滴果汁滴落〉。我記得那是夏天的一個漫長下午,評審者圍坐在圓桌,嘗試在眾多的競逐詩篇中找到各自所偏愛的作品。從一開始,我就認定鴻鴻這首詩有它一定的意義。那時候,動員戡亂時期才終止不久,省長與縣市長選舉還未開始。至於總統直選,還要再多等一些時候。整個社會還停留在欲開未開的狀態。但至少有一種價值成為所有民眾的一致認同,那就是民主制度。對於長期監禁在戒嚴體制下的台灣,民主一詞,顯然還是太過奢侈的想像。當整個時代處於變動之際,那時的文學生態也開始出現強烈的轉移。那是一個充滿期待的轉型期,被壓抑許久的許多文學想像,也逐漸釋放出來。鴻鴻這一首詩,意味著詩的新形式即將到來。當時,鴻鴻涉入詩壇未久,他的作品充滿了開闊的想像,好像要把全世界所有的苦難,容納在繁複意象的詩行之間。既彰顯對岸中國的封閉社會,也散發對第三世界農民的同情。在全球化的地圖上,台灣的民主運動逐漸被看見,這首詩就是為能見度正在提高的海島,提出雄辯的旁證。

2.
  二十餘年後,在社會運動的行列裡,不時可以看見鴻鴻的身影。初入中年的詩人,對於台灣社會的感覺越來越沉重,也越來越成熟。他的介入行動,也同樣在回應出現疲態的台灣民主。他的每首詩,都在揭露當權者如何與財團進行變態的結盟。所謂財團當然不止於島上財大氣粗的嘴臉,而且還包括海峽對岸包藏禍心的紅色資本家。在全球化的洪流裡,資本家無祖國的姿態越來越鮮明,凡是可以壓榨、剝削、欺罔的地方,資本家像幽靈那樣無所不在。從一九七所追求的民主價值,在財團的壟斷下逐漸失靈。由人民選票所背書的執政者與民意代表,進入權力位置之後,搖身變成資本家的代理人。他們為財團服役,竟然擁有人民背書。出了差錯的民主精神,緊緊扣連著哀哀無告的百姓神經。頗有社會意識的鴻鴻,不甘保持沉默,就像詩人在這本詩集的後記說:「這本詩集的寫作期間,台灣社會面臨劇烈的動盪。在『暴民』們前仆後繼的衝撞下,如鐵桶般封閉的政治體系出現了改變的契機。」

  這本詩集命名為《暴民之歌》,絕對有它的深層意涵。所謂暴民,其實是指手無寸鐵,奉公守法的學生青年。顢頇的政府從來未曾回應社會的聲音,反而對馴良的學生回敬以警察暴力之圍剿。整個台灣已經變成一座火山,憤怒的火焰已經流淌在大街小巷,也流竄在城市與鄉村之間。在沸沸揚揚的騷動中,合當有一本詩集來作為見證。鴻鴻訴諸最簡單的詩句分行,最淺白的語言演出,為的是讓憤怒化成藝術而呈現出來。有幾首我偏愛的詩,可供反覆咀嚼。他的〈在頹圮花園〉,恰如其分反映了一個普遍現象:

  烏雲含住雨水
  匆匆趕路
  時間的樂隊踏屋頂而過
  馬不停蹄
  不遠的遠方
  警察正驅逐路上的人群
  死亡先去尿尿
  在他回來前
  我們把剩酒喝盡
  再跳一支舞
  把所有鬼魂吵醒
  還來得及再做一個夢嗎?
  還來得及再做一個夢嗎?

當社會被逼到一個絕望的邊境,所有的理想與夢想,也慢慢被剝奪淨盡。走上街頭的群眾從來不放棄他們做夢的能力,他們與時間在比賽,希望在死亡降臨之前,還能夠做最後的掙扎。如此簡單的形式,簡直濃縮了這個時代的一切願望。在落空之前,從不輕言放棄希望。鴻鴻的詩越來越像一首歌詞,適宜在群眾行列中傳唱,也可以在深夜裡獨自閱讀。詩沒有複雜的結構,也沒有深奧的意象,但是經過分行安排之後,反而連結了更豐富的想像。

  香港佔中運動發生時,台灣青年學生無不隔海聲援。年輕的心靈,意識到當亞洲古老大陸被一隻極右派的紅色怪獸盤踞時,周邊的人民與土地可能也會遭到波及。二一四年三月的三一八學運,以及十月的香港雨傘運動,都代表一個全新世代警覺到一隻貪婪的手蠢蠢欲動。鴻鴻寫了一首詩〈雨傘節〉,為那些勇敢的香港青年留下鮮明記憶。詩的題目頗為動人,因為雨傘節是台灣的一種毒蛇,表面非常安靜,卻懷有劇烈的毒液。安安靜靜坐在中環的年輕人,他們看見的是一個沒有前景的未來。在詩中,鴻鴻稱這樣的活動,是獻給天下情人的禮物。他不動用激烈的字眼,卻擅長使用調侃、嘲弄、譏刺、調戲的文字,對權力在握者進行各種強弱不同的批判。

  鴻鴻擅長使用對比的手法,在詩行之間造成落差,可以感覺到即使是透明的文字,仍然具有一定的重量。像〈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藝術家〉這首詩,形式很簡單,卻對照出新舊時代的藝術價值:

  看著我的眼睛
  要微笑
  看著他的眼睛
  更開心地微笑
  轉身時要抬腿
  放下前要扭腰
  摘下帽子
  好歡呼、道歉、或乞討
  別忘了微笑
  前後左右,整齊劃一
  跟你們的祖先一樣
  雖然他們戴著鐵鍊
  而你們在微笑
  他們是奴隸
  而你們
  在演歌舞劇

詩行裡的「前後左右,整齊劃一」,在新舊時代有強烈對比。在舊世代藝術家必須符合威權體制的要求,但是在資本主義年代,藝術家卻有共同的表現,從奴隸變成勞役,仍然無法掙脫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。

  《暴民之歌》意味著鴻鴻詩藝的重大轉折,他的聲音再也不只是從內心發出,而是為了呼應街頭上高亢的吶喊。經過太陽花學運以後,台灣已經不一樣了。一個新的時代正在釀造,把過去腐朽的思維勇敢卸下。歷史命運從來都是遭到霸權支配,但是台灣年輕心靈再也不接受任何宰制。他們所展現出來的公民運動氣勢,簡直是一棒接著一棒,從反國光石化、反核、反大埔、反服貿,一直到支持多元成家,正是為了使所有不能發言的弱勢族群,可以明朗表達他們的願望。鴻鴻的詩,無疑是為這樣的新時代留下鮮明的證詞。從少年到中年,鴻鴻的公民思維已經與整個台灣的示威行動混為一體,形成氣象。以完整的一本詩集進行無窮盡的雄辯,鴻鴻做到了。

2015.04.02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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